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说：“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这说明了他对金石刻词的兴趣，也说明了《金石录》和《集古录》在学术上的渊源。他用了20年的工夫“访求藏蓄”，做了撰述上的准备。其序又说：“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卷。”[88]这一段话，是从理论上阐述了金石刻词在历史文献上的价值及其在考史中的作用。以其跟欧阳修《集古录》序文比较，则前者具有更加明确的史学理论的性质。这是宋代金石学向前发展的标志。